任晶晶
米芾的尺牍，向来被看作理解他书风“真面目”的钥匙。展卷台北故宫所藏这册“米芾尺牍（共十一页）”，最先扑面而来的不是“名帖”的矜持，而是一个鲜活的宋人：他一会儿为友人采办书画、一会儿谈丹阳米价、又忽然写起即景小诗；笔下忽疾忽徐、行中忽宽忽束，信手拈来皆成章。这种贴近生活的自然书写，与他在《蜀素帖》那种“为人所观”的整饬气象形成清晰对照，也正应了米芾自称“臣书刷字”的那句名言——以快锋入纸、以疾势纵横，贵在神情的勃发而不在姿态的雕饰。
从笔法看，这册尺牍的底色是“刷”出来的线质：笔锋常以逆入、随即中锋行进，势如连珠，转折处或轻提或侧掠，带出一缕明显的“枯湿相生”。在几页书写较急的信里，横画往往微上扬，末势带出短促的“飞白”，像雨丝被风斜抹过去；竖画则多“上紧下松”，收笔处蓦然顿挫，留一粟墨脚。这样的线条不靠重按见力，而靠运行中的弹性与速度，正是米芾所谓“刷字”的要义。历来论者多把“刷”误解为单用侧锋，其实从这些真迹看，米芾还是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快中有稳、险中寓正——这也和他在书学观里强调“稳不俗，险不怪”的取舍相吻合。
从字法看，册中多数信札的结体呈“内紧外开”的格局：中宫收束，四向舒展。撇捺开张而不过度夸张，常以微弧收势，避免“尖硬伤骨”；左右结构则爱以斜势相背，以求“欹侧成趣”。有的页开头几行明显以行书为主，至末段转入行草，连带增多“省笔”与“断连”的处理，甚至出现“草意贯串而行书犹在”的复合态。尤其几处“之、其、为、以”的偏旁简化，意在赶时与省笔，但“简不伤形”，读者仍能一目了然。这种“行草兼备”的性格，是米芾书写的常态，在宋四家里尤为灵动。
章法上，这册尺牍几乎页页不同。大致有三类样式：一类是“行距舒朗、字距紧密”的排布，行与行之间留出清晰的“风道”，字与字在行内却相互咬合，读之若流水行云；第二类是“行距稍迫、字距松动”，整页读来像竹篱斜影，倚侧之趣更浓；第三类则是“行内行外俱放”，字形偏大、行气豪迈，印章群集处形成醒目的“重心”。这些变化不是刻意设计而是顺手因应——纸幅、墨性、信意与时间，共同牵引了布白；米芾的强项在于“随手而成均衡”，即使在最匆忙的几页，也能在行间留出一两处“停顿的空白”，让势能有起伏，读来不板不乱。
在这组尺牍里，也有一两页显得“与众不同”。其中一页字形较为方整，墨色均匀，行距疏宽，通幅少见“飞动的枯笔”，反倒见“含蓄的圆浑”，带一点楷意。这种“以稳为主”的状态，或许与写信所处的场合、对象及纸墨相关：当米芾要表达郑重或条分缕析时，他并不一味追逐速度，而是让姿态先行，把“刷”的强度压下去，换取“可读性与礼度”。这种“随事转态”的能力，恰是他驾驭章法的底气。
把这册尺牍与《蜀素帖》对看，差别更显。《蜀素帖》书于乌丝栏之内，虽云“不为格式所拘”，总体仍是精心整饬的呈献：诗题分章、篇幅平稳、气息贯串，如雅集之乐章，情绪有潮起潮落却不至“失态”。尺牍则是“当时当事的记录”，常因叙事转折而中途变调：或行草忽起，或字形忽大，或一段数字、地名连珠而下，破出通幅的均齐。《蜀素帖》的速度是“乐队的速度”，有指挥与节拍；尺牍的速度是“独奏的速度”，随心、随景，容许踉跄，也容许忽然的静默。两者都见米芾的“俊逸疏爽”，但前者更见“法度中的飞扬”，后者更见“情性中的真实”。
从审美史看，尺牍恰好证成了宋人“以书写性为尚”的理想。北宋的书学自觉，不再仅以法度为终点，而更强调“性情与自我”的出场。米芾在生平、癖好与论书中，屡屡申言“贵自然”“重兴会”，对“雕词奇句”的评书之风不以为然；他把“书”还原为“写”，把“法”落实在“行笔与布白的当下选择”。这份理念，透过尺牍的快慢、枯润、欹正，给了我们“观看一位书家如何处理生活”的机会，也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自许“刷字”——不是炫技，而是把速度当作情感与判断的工具。
尺牍里也夹着“纸墨与心境的互相成全”。几页匆促之作，显然墨少笔枯，但米芾善用“枯笔破锋”制造速度与空气感：同一画里枯湿并见，像“被风吹薄的墨”，让文字自带呼吸；而当他情意缠绵或谈旧事时，则刻意蓄墨、放慢行程，线条饱润，外围留白略宽，一页纸顿成“可居之境”。这类“随境变法”的能力，正映活了他“集古而成家”的功夫：学晋人之丰姿、取唐人之骨法，终究用在解决纸上“当下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问：有些页看上去“草率甚至粗糙”，是否降低了艺术性？在书信体里，我恰恰愿意为这种“粗粝”辩护。古人“书乃生活”，信札写作不是为悬诸庙堂，而是为一时一事；粗粝处，反倒是“当下的温度”。宋人崇尚写意，真正的“写意”，并不在于刻意留白与章法新巧，而在于“意到笔随”。米芾尺牍的粗粝，往往伴随着“判断的果决、情绪的起伏”——就像他谈价、谢柑、忆游、寄情，每一次快下，都在纸上留下了“决定”的形迹。这份“真实”，正是尺牍与“正规书写”最大的差别与价值。
把目光拉远，《蜀素帖》之所以成为“国宝级”的范本，不仅因为它美、因为它熟，也因为它在“规与矩”的界面上示范了“如何自由”，而这册尺牍则告诉我们“自由如何被生活驱策”：当纸幅有限、时间仓卒、心绪翻涌，书家如何保持线条的筋骨、结体的法度、章法的通气。这两端一“定一动”，共同构成了米芾。
米芾尺牍书写对今天学习书法的借鉴，我想至少有五点。第一，把日常书写重新纳入训练。不要只为展场写“演示性作品”，更要给自己设定“书信式”的写作任务：限定纸幅、限定时间、限定主题，让笔与心先对“表达”负责，再谈姿态。第二，训练“速度中的控制”。临米芾，切勿只学快，要学“在快中保持中锋、在险处安放收笔”的能力；多做“快写后复判”的功课，检视每一处转折是否“险而不怪”。米芾的“刷字”不是“涂抹”，而是“高速中的清醒”。第三，学会让“礼节成为章法的一部分”。落款、钤印、启首称谓，都可以是节奏点；多读米芾尺牍如何用“顿首、再拜、台座”等语，安排视觉重心。第四，练“以内容牵书风”。写叙事则用干练、写谢意则用润泽、写诗兴则用奔放——让内容挑选笔墨，而不是让笔墨压倒内容。第五，重回“集古而成家”的路径。米芾的“家法”并非凭空而来，《蜀素帖》里可见王献之的俊逸，《尺牍》里又常闪回六朝、初唐笔意；当代书写若只靠个人感觉，很容易陷入重复与口头化，回到“取诸长处、总而成之”的老路，反而更快找到自律与自由之间的平衡。
总的来说，这册十一页像一架“米芾情绪与判断的示波器”。交易的兴奋、谢物的温存、谈艺的锋利、忆游的感喟……都在纸上以速度、枯润、欹正、大小、虚实被记录下来。与《蜀素帖》相比，它更“近真”，近一个人如何在时间与事情面前做出选择；而正是这种“近真”，让我们看到书法并非只关乎美，而首先关乎“写”。当代书家若能把尺牍精神重新唤回练习室——哪怕每天只写一通“真信体”的札记——大约就更有可能在展览作品之外，重新长出属于自己的筋骨与生气。台北故宫的这册尺牍，给我们的最佳启示不是某一招法，而是一个态度：让笔墨回到生活，再从生活里长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