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行书艺术论
陆华荣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诱人，后改名右任，陕西三原人，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家。他的书法风格以草书最为人熟知，然而他的行书同样别具一格，既有传统承继，又富创造精神，对中国现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于右任出身于清末民初的特殊时代，兼具传统儒家教育背景与维新思潮的熏陶。他在书法上曾经学习过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董其昌等多家经典帖学，也对碑刻书体寄予热爱，尤其对北碑的方正雄强极为推崇。据其自述，他在临习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勤礼碑》以及北魏墓志时，吸收了颜体的端庄、质朴和北碑的雄壮气息，转而在其行书中融会贯通，奠定了雄强秀逸的笔墨基础。除对传统法帖与碑刻的临摹与研习，于右任还强调“字以载道”“文以明心”的人文精神，注重在书法的形质之上注入独特的学养与意趣。这也为其后来能够在行书中形成兼容并包、熔古铸今的风格提供了坚实的文化与艺术根基。
于右任行书的风格与特点
用笔潇洒而沉稳。于右任的行书用笔颇具弹性，既有提按分明、顿挫有致的笔画，也有行笔过程中较为流畅、随势生动的笔势。观其行书的笔迹，可以体会到一种刚柔并济的气质：起笔常见顿笔或轻切入纸，转折处往往发力足够，或方折遒劲，或圆转自如；收笔则常常带有收束与回锋的精妙处理。正因为他早年充分临习北碑，善于蓄劲于笔内，所以在书写行书时，整篇既不乏稳健感，也能见灵动之姿。
结字厚重而灵活。作为从碑帖兼收并蓄的书家，于右任在行书结字上很少拘泥于某一家风格，也不大讲求求取纤美或刻意矫饰。他时而把字写得敦厚饱满，强调笔画之间的内在呼应；时而又于字形中腾挪转折，大幅度地舒展笔势；有些字的重心微微偏移，形成略带险峻的张力。整体而言，这些不同方式都统一在一个流动的节奏之中，行气自然而通畅，不显得散乱。
布局自然而讲究。在章法布局上，于右任的行书往往遵循传统行书“字不碍行，行不碍列，气脉相连，笔势贯通”的准则，但是并不追求极度整齐划一，而是更倾向自然舒展。由于他笔下的提按转折极富节奏感，许多行与列之间的字势常常带有呼应与错落，如同音乐节拍般富有层次。这种将“巧”与“拙”融合在一起的布局策略，使整篇行书有一种既有规律又不乏变化的美感。
于右任行书艺术的创新与突破
于右任一方面推崇碑学传统，另一方面又深谙帖学规矩。正是他“通碑帖之双源”，融碑入行，才铸就了行书风格中“柔中带刚”的鲜明个性。他将碑学的方整坚实化于行书的骨架，同时又运用帖学的笔法精妙赋予字形更多灵动性，突破了当时纯帖学或纯碑学的局限。
在书写中注入个人情怀。不同时代的行书艺术都会体现个人对于社会、人生、情感的表达，而于右任生于动荡时局、亲历辛亥革命、北伐、中原大战及抗日战争，对民族命运、个人理想及家国情怀有着强烈的感触。这些情感也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深深地烙下印记，特别是行书——在形质上更利于抒发心境，所以往往能见其线条中的激情与悲凉互相交融。这种将“时代呼吸”带入笔墨之中的创新，也让他的行书焕发出更强的感染力。
于右任曾任职于教育部门，也常指导书法后学，他十分强调写字要与时代思潮结合，不要闭门造车。他认为唯有广泛接触新思潮，才可能在笔墨之内注入真正的“新意”。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民国时代，于右任力图推动“美育”和“国学精神”的融通，并在行书创作中不断实践，让传统与现代审美观念同时服务于作品的美感，也开拓了行书在现代语境下的发展可能。
于右任行书与草书比较
为了更好地理解于右任的行书，要把他的行书跟他的草书做一番比较。于右任以“标准草书”之开创而享誉书坛。其草书颇具潇洒迅疾与刚健豪放，笔势舒展如流云，俊逸潇洒中又藏锋峻之美。但与他的行书相比，两者在审美指向和技术要求上略有不同。
行书较草书更稳重。草书常强调笔势的连绵与奔放，于右任的草书不乏急速畅快的气息，而他的行书则相对更注重笔画的内在骨力与章法间的呼应，并且在结字时仍保留一定的法度。行书中可见其对外在节奏的管控，更加平衡与沉稳。
行书更注重点画之间的取舍。草书往往省略与连带笔画，故对作者的瞬时情感、线条爆发力要求更高；行书则在简化与保留、潇洒与规范之间寻找平衡。于右任的行书在提按与藏露之间常常保留恰到好处的笔画结构，保证了阅读美感及内容辨识度。
草书是情感宣泄更直观、往往带有急速性与痛快感的一种载体；而行书则更多蕴含着绵长与迂回的节奏。于右任将自己的人生境遇与心中抱负，分别通过这两种艺术形态加以表达，从而使其书法面貌更加丰富多元。
美学意义与当代启示
近代的康有为倡导“尊碑抑帖”，而另一部分书家则坚持帖学传统。于右任以近乎调和的角度，从碑刻的骨力中吸取雄强，又在帖学的笔势中汲取飘逸，从而在行书中找到了“中和之道”，对后来书家眼界的开拓大有裨益。
于右任的行书艺术，是中国近现代书法的典型代表之一。从其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到传统碑帖遗产在民国时代的回响，也能体会到他融合创新的勇气与多元思维。其行书用笔沉着而姿态潇洒，结字浑厚而富含灵动之气。更重要的是，作品之中包含着深刻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关怀，这些使得他的行书不仅是一种书写的技巧，更是一种通往民族记忆与时代风骨的文化载体。
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学术研究来看，于右任的行书都堪称民国书坛的“坐标式”存在。他用碑帖相互取长补短的途径，深化了行书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式，也使其思想与笔墨汇流交融，并为后世继承与创造拓展了无限可能。其行书在当今仍然广受关注，正体现了它卓越的审美品质与深远的文化意义。
于右任行书中的刚柔相济值得当代书家体会学习。他既有碑学的沉雄朴厚，又带有帖学的流动柔美，正是一个融合理性与感性的范例。对于今人，既要注意笔墨中的力度，亦要保有书写的灵活与活泼。
于右任将碑学与帖学相互调和的道路，证明在书法艺术中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门派之分，而是要善于从不同的传统资源中取其所长，融合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笔墨语言。这对于今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既要重视传统的临摹学习，也要大胆探索与创新。纵观中国书法史，从魏晋二王的优雅至宋元时的多元探索，再到明清碑帖之争与民国时期的新变，于右任作为民国书坛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行书为时代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在当代的艺术创作中，我们能够从他的行书实践中得到诸多启示：一方面，要尊重传统，对经典碑帖保持必要的敬畏与勤奋临习；另一方面，也要勇于尝试新的观念、新的表现形式，将个人情感与时代风貌融合于笔墨之内。正如于右任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他通过行书实践了融汇古今、吐纳时代的艺术理念，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