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岩
黄葆戉（1880—1969），字蔼农，号邻谷，小名破钵，别号青山农，乃福建长乐县青山村人。纵观其一生，既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之交的社会剧变，也见证了抗战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风云。他集书法家、篆刻家、美术编辑、鉴定家于一身，尤以书法篆隶、印学研究与艺术鉴藏见长，在20世纪上半叶的海上艺坛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与马公愚、王福厂并称“海上三老”，又与姚虞琴、吴湖帆、张大壮并称“沪滨四慧眼”，这一连串响亮名号不仅代表了黄葆戉在艺林的地位，也体现了其在书法、鉴定、出版等多领域的综合影响。本文试图阐述黄葆戉在近现代书法史上如何完成传承与开拓的双重使命，并展现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书法承继：宗秦汉而融伊氏笔意
黄葆戉的早年风格，主要奠基于“碑学崛起”与“金石学复兴”的氛围之中。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既意识到本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冲击下的危机，也渴望从古代典籍与器物中寻找精神与文化的支撑。黄葆戉在青年时即精研金石碑帖、远游搜奇，为后来隶书奠定深厚根基。
黄葆戉的书法“上宗秦汉”，这一评价几乎出现在所有关于他的评论文字中。所谓“宗秦汉”，不仅是笼统地指涉篆隶笔法，还带有浓郁的碑派取向。自晚清以来，碑学兴起，康有为、阮元、包世臣等先后倡导“师法碑刻”以振兴书艺，形成与帖学相对的碑学风潮。黄葆戉广临北碑、汉隶，兼及秦篆及瓦当、封泥、铜器铭文等，追溯文字本源之形态，以期书写中保留质朴雄厚、方正隽永的气质。此种“厚重”基调与其师法之路紧密相关：他醉心于戚伯著碑、“华山碑”等汉碑的研习，集中体会其笔划造型之厚实古拙、结构之严谨端凝，从而在笔墨运用上，保留了汉碑中骨力绵邈、稚拙沉稳的原始风范。
若仅止于对秦汉之临摹，恐难以形成个人独家风貌。黄葆戉又“承伊秉绶笔意”，确立了自己书法之“沉健秀逸”的特质。伊秉绶（1754—1815）是清代中后期书法革新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隶书中融入篆籀之韵味，同时对字形整体有严谨的意匠安排，呈现出方整与飘逸并存的特点。
黄葆戉一方面取法伊秉绶的结构逻辑：在隶书中追求清晰可辨的笔画分布和笔势走向，不使笔画过于缠绕流动；另一方面，则融合自身对汉碑的厚重感与“横笔阔落、竖笔挺毅”的用笔习惯，使得作品中既有伊氏洗练圆润的一面，也蕴含碑刻之凝重浑朴。可以说，黄葆戉能借伊氏之笔意，而不拘泥于伊氏之形貌。他在结字上更趋灵动，笔划转折更为活泼，不时以侧锋或藏锋处理来减少“平直刻板”感，使得观者在其隶书或篆书中，往往能感到墨色变化自然流转，整体气质“沉健秀逸”，自具风神。
黄葆戉曾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又参与《淳化阁帖》等历代碑帖的编辑与审订，其在文字学、金石学上的学识相当深厚，且对宋拓、元拓及若干古代名帖的真伪优劣多所鉴别。此种金石考据学的训练，使他的书风能够在“法度”上始终保持典雅严谨，不轻易流于“逸笔草草”或“恣肆放纵”。同时，他善于化用石刻的线质与笔韵，“一碑一路”乃至“一字一风格”之处处可见，正是得益于这种多年来累积的金石鉴考功力。在当时的书坛，许多人虽知推崇碑学，却未必有足够鉴别能力去甄选碑拓之精髓，难免误入“粗鄙僵硬”的歧途；而黄葆戉借助其编辑、出版所形成的辨伪能力，在师法碑学之路上少走弯路，取得了更宽阔、更自信的笔墨自由度。
走出伊秉绶：沉着厚重“碑味”的新生
从现存作品看，黄葆戉最为人称道的是隶书和篆书，其中隶书尤具代表性。其隶书笔笔有来历：既可见“伊派”隶书的理性布局，又可见汉碑之凝炼笔致。伊秉绶之书法大多以隶书著称，在清代隶书演变史中占重要地位。他着意从汉碑与篆籀中提炼笔意，兼具爽利方折与含蓄圆融的双重美感。其结构常呈“扁方结合”，看似平正方整，又留有呼应上下、左右互见的布白调度。笔画处处凝练，几乎没有多余笔势。因而后世视伊秉绶为清隶的里程碑式人物，将之与邓石如、郑簠等鼎足而三。
黄葆戉承伊氏之笔意，“沉健秀逸”是常见的评论词语。若与伊秉绶较为严谨、古穆的风格对照，黄葆戉在用笔、用墨以及字形节奏上，往往更富变化与灵动。比如在不少作品中，我们能看到黄葆戉有意识地让横划“稳中带丰”，竖划多呈内收或稍带弧度，并在转折、挑笔处借鉴了篆书的韧劲；这使得他的隶书少了几分板滞，而多了些舒展与畅达之感。一些学者评价道：“伊秉绶收笔时常见‘方折收势’，而黄葆戉在方折之外，时或运用小幅度的‘回锋’与‘提按’来丰富笔画层次”，可见其用笔多元化。
伊秉绶活动于乾隆、嘉庆年间，时值清朝国力仍未彻底衰败，书法仍带有较浓重的宫廷审美和学官气息。黄葆戉则跨越了清末、民初乃至抗战与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走进社会，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这样颇具现代气息的出版机构工作，接受并编辑了大量现代美术印刷作品；期间又与西洋美术、现代艺术教育等有所接触。因此，黄葆戉的创作更带着民国书家普遍兼容并蓄的品格，他虽尊崇汉碑与伊氏传统，但在创作心境与时代表达上，往往能在“一方一圆”的笔划中透露出“自抒性灵”的胸襟。这也使其作品中时现清新、隽永的个人情趣，为当时如火如荼的“海派”艺术增添别样面貌。
近代上海是一个商业化、多元化的艺术大熔炉，书法、绘画、篆刻等领域汇聚自各地的名家，形成了灵动、世俗、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风格。黄葆戉虽然志趣高古，但生活与创作均在上海的美术出版界扎根二十余年，与吴昌硕、章太炎等思想兼具传统与革新的好友过从甚密。在这种氛围里，他的作品自然更能呼应时代，需要为牌匾、出版插图乃至宣传等多种用途服务。从他的书迹可以感觉到沉静中不失风流、古朴中隐含时尚，某些题字还带有现代排版的匀称感，这些都体现了“海派”所强调的实用性与人文关怀。
沉健秀逸，自成一家
民国时期，在西学涌入与社会急剧转型之下，书法承载的不再只是文人案头的雅趣，也面临如何服务于更为广大的社会需求的问题。黄葆戉做出的回应即是：在文本校勘、刻印出版中注重对古迹的系统整理与研读；在创作上则吸收篆刻、绘画、排版之中某些现代理念，使隶书、篆书具有在时代之中“熠熠生辉”的可能。在篆书方面，他在借鉴秦篆、汉简之余，也留意吸收吴昌硕等“新篆意趣”，故写来似更富潇洒洒脱的风致。至于楷书、行书，则因他“宗法碑学”，笔画与结构也往往呈现稳重稍带篆隶韵味的特征，较少流露帖学的婉转飘逸。这样的实践正代表了近代书法家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努力保持传统根基，又勇于探索新局面的努力。
黄葆戉的书法世界，既有对秦汉古韵与伊秉绶笔意的承继，又有在20世纪现代文化洪流中积极探索的新表现。从结构与笔法而言，他以碑学为基础、融合篆籀之秀逸和自身艺术修养之灵动，最终形成了“沉健秀逸”的独特风格。若与伊秉绶相较，他显然更加灵活与奔放，却不失方整稳重；在时代性与历史性层面，他见证与参与了传统文化在民国与新中国背景下的嬗变，在出版、教育、鉴定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纵观其一生的艺术历程，黄葆戉可谓“承先启后”地延续了清末以来的碑学传统，并在近代海派文化的熏陶下实现了个性化的书写实践。其作品标示着一种“内敛而磅礴”的气质，一方面根植于汉碑与篆籀，注重线条的厚重与古雅；另一方面又兼具新时代文人的宏阔襟怀，与现代印刷出版和城市文化的需求相呼应。如此一来，他既没有封闭在故纸堆里，也没有迷失于新潮中，而是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契合自己人格与审美的合宜之境。
黄葆戉书法之所以在民国乃至后世都广受好评，除了其个人书艺深厚外，还在于他身上凸显了“现代与传统交融”的风范。一方面，他坚持“根植碑学”，始终以秦汉等古典资源为精神源泉，反对流俗、浮华之风，使得作品具备稳定且古朴的艺术基调；另一方面，他又在上海繁盛的文化环境中，与印刷出版、美术教育等现代产业保持密切联系，其作品能契合新的视觉需求，具有更广阔的传播与实用价值。
时至今日，欣赏黄葆戉的书法，仍能感受到那股跨越时空的“古意新姿”。他用篆隶的典雅和刚健，回应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审美需求；用“文字之美”与“金石考据”相结合的方式，向后人示范了如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大潮里守护传统、又不失拓新。黄葆戉的经历与作品，也为研究近现代中国书法史与文化史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在这里，可以见证一代文化人在洪流中坚守信念、追求真趣的艺术灵魂。
总之，黄葆戉传承了伊秉绶在笔法和结构上的理性美，深研秦汉碑刻的雄浑气象，又接纳近代上海海派艺术的多样元素，形成了既有厚重又显秀逸的新隶书风范。他的隶书、篆书与篆刻共同构筑出一个完整的金石世界，体现了深层的传统承继与恰如其分的现代意趣。在民国与新中国的历史变迁里，他以编辑、教学、鉴定、创作为己任，为近现代书法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也为后人留下了“沉健秀逸，自成一家”的经典风范。正因如此，黄葆戉的艺术生命不仅镌刻于20世纪海派书坛的辉煌记忆里，也将随着金石碑帖的延绵传承，继续为更多热爱传统艺术的人们提供启迪与典范。、
